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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恩施自治州农家的传统养猪与本体性安全

2018-12-03

吴旭:恩施自治州农家的传统养猪与本体性安全

摘要:本文探索湖北恩施州留守村民如何通过日常活动建设本体性安全。像我国众多农村一样,当地农户也经历了以空心化和碎片化为代表的社会巨变,但他们仍努力以打猪草为标志的传统养猪对抗社会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在变化中建立一种相对的稳定。研究显示传统养猪让留守村民获得日常活动的程式化及空间上的秩序感,尤其是猪草及其相关的民间知识带来的连续性、可靠性和控制感,都有利于村民维持一种"独立但不孤立"的状态,有助于村民的本体性安全建设和村落社区的延续。
关键词:留守村民    传统养猪    日常活动    本体性安全    
Farmers' Traditional Pig-raising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WU Xu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traditional pig-raising in Enshi Prefecture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rs' daily activities and their ontological security. Like many other rural areas in China, villages in southwest Hubei have undergone rapid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t decades, represented by depopulation and social fragmentation. Villagers staying in rural areas have used traditional pig farming to deal with these changes, which helps them to set up relative stability in chang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raditional pig-raising, especially the ethnobotanical knowledge associated with plants collected for pigs, brings villagers a strong feeling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order, as well as continuity, reliability and control, which is essential to ontological security. It helps villagers to maintain a state of "independence without isol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ity of rural communities.
Keywords: villagers staying in rural areas    traditional pig-raising    daily activities    ontological security 
   
一 问题背景
本文探索湖北恩施州留守村民如何通过日常活动建立和维持本体性安全。吉登斯把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定义为“人们对事物中的连续性及秩序的感受”①,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变化性极大影响了事物中的连续性和秩序,给人们带来恐惧感和焦虑感,比如现代性不断产生边缘化,今日有用之物或成明日之废弃物,而且没有任何事物是不可替代的,人们产生了“对自我成为废弃物的恐惧”,因而人们需要建设本体性安全以获得可靠、信任和安全的感受。吉登斯还讨论了建立本体性安全的路径,包括建设自身的“历史性”(如通过写日记或自传的方式维持对个体自我经历连续性的感受),做好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心理准备,建立和维持信任等。②
社会剧变带来的混乱影响人的安全感受,但也可激发人们克服混乱和焦虑、重建常态(normality)的能动性。有研究发现日常化的劳动、话语、社会交往是建设本体性安全的重要路径,因为日常活动能带来稳定、秩序、规则、连续、联系、控制和认同等多种正面积极的感受,为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和心灵上的归属。③有学者发现城市退休老人通过经营花园来抵抗衰老引发的变化和混乱,花园成为老人日常活动的重要地点,是他们获得连续感和秩序感的重要空间。④我国城市居民的本体性安全问题曾受到关注,因为我国当代城市社区改造导致包括原有的社区大量消失在内的诸多变化,带来了居民的本体性不安(ontological insecurity)。⑤在全球化影响下,许多国家的农村早已成为城市空间的延伸部分①,我国当代农村社区也面临空心化等各种变化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村民本体性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
我国当代农村经历了太多变化,出现了青壮年大量离乡,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女性化,农田抛荒,猪舍废弃,农业立体污染、自然村落消失等一系列空心化碎片化现象。很多没有消失的村落也都变成了没有青壮年的“无主体熟人社会”②。村民的个体自我经历连续性也遭受了断裂和碎片化,给他们的本体性安全带来很大的影响。伴随空心化的是很多农村不再延续以前家家养猪的传统。笔者曾在武汉郊区农村调研时发现村民的猪圈不少是空的,福建省周宁县农村传统家庭养猪减少了约一半,农家猪圈被描述为“猪去舍空,杂草丛生,荒废已久”③。当其他地方农村传统养猪日渐式微的时候,恩施州农户的传统养猪却依然盛行。恩施村民虽然经济收入不高,但猪肉消费却是其他地方人均的三倍,这让前来进行社会调查的学者颇感意外,认为恩施农户养猪盛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看重肉食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二是善于利用当地植物资源充当猪饲料。④
在恩施州,传统养猪是一个牵涉几乎所有农家的事情。据当地畜牧专家介绍,恩施的农户几乎家家养“猪草猪”,虽然每户养殖的数量不多,但全州农户养猪的总量却是很大,当地农村的一大景象就是猪比人多。例如,该州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恩施全州人口380多万人,农户93万多户,其中89万户养猪,养猪户占农户总数的95%(这表明恩施州的传统养猪使得95%的农户有人留守,有效地延缓了村落的消失)。至2008年恩施州还没有年出栏6000头以上的猪场,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到2014年已有了几个年出栏上万头的猪场,另有计划与正大集团合作建成一个可年养猪5万头超大型养猪场。⑤但是,这些集约化大猪场无法撼动农户传统养猪在该州的主体地位。2007年全州农户户均养猪7.9头,户均年出栏4.23头,出栏100头以上的养猪户仅为1539户,仅占全州农户总数的0.17%,出栏100头以下者占所有养殖户的98%(见樊家英等2008)。2007年养猪706万头(其中出栏380万头),2010年养猪852万头(出栏441万头),2013年养猪972万头(出栏482万头),2016年全州养猪达874万头(出栏467万头)。⑥由此可见,这些年来恩施州农家养猪的积极性几乎不受外界的影响,相当于几百个年养上万头的集约化大猪场年年都在满负荷运作。
农家传统养猪的文化和社会影响曾引发过一些学者的讨论⑦,本研究关注恩施州农家传统养猪对留守村民本体性安全建设的影响,因为传统养猪能帮助留守村民建立稳定的日常活动,而稳定的日常活动是对抗外来影响和焦虑的重要缓冲空间⑧,尤其是生产性的日常活动更能给人的本体性安全带来积极的影响⑨。
二 农家传统养猪
农家传统养猪尚无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传统养猪应满足以下四点:只喂本地的老品种猪,不用现代配方饲料(只用粮食和猪草做饲料),只喂熟食,喂养时间长达一年等。本文的传统养猪指的是不用集约化猪场和现代配方饲料和激素的养猪法,具有规模小和时间长等“低效”特点。①这种养猪方式在我国农村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农业遗产“粮猪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鄂西南地区的传统养猪历史悠久,还培育出本地猪种“恩施黑猪”。当地农家传统养猪饲养时间长达一年,故有“年猪”一说,另外喂食粮食、蔬菜、杂草、树叶等多样化的本地饲料,因饲料中包括大量猪草(野草、杂草等),又有“猪草猪”一说。农家在腊月杀年猪,并把猪肉制成腊肉,称土腊肉(或称“猪草猪腊肉”),此物现已成为恩施农家乐的标志性原生态食品。村民不厌其烦地打草喂猪,因为猪草猪是给自家人食用的。与猪草猪相对的是喂食配方饲料速成的猪(被村民称为“饲料猪”),主要由养猪公司或专业户喂养用来出售赚钱,有少数普通农户出于给孩子凑学费等原因也会喂养一些饲料猪。
由于种粮无法增收,村民只生产家人的粮食和几头猪的饲料用粮就行了,出现了农田抛荒现象(有一位基层农技员估计当地农田抛荒率可达三分之一)。大部分家庭留人在家的理由不是种粮而是养猪,每家一般养1—2头,有的则多达4—5头。留守村民的日常活动围绕养猪展开,其中打猪草成为重点。在鹤峰县的一个村子里,笔者早上进村,在村口刚好碰见五六位村民结伴去地里收红薯和打猪草,她们说现在的红薯主要拿来喂猪。该村有十多户人家,村里很安静,所见到的人不足十人,且都是老人和中年妇女,但每家的猪圈都有猪。在利川市的一个村子里,笔者刚进村时,发现很难找到人,后来顺着猪的声音终于找到一位正在喂猪的村民,后来又找到了另外两对也在喂猪的夫妇。有一个曾经很热闹的村落,当年有酿酒专业户,养猪专业户,还有小学,小卖部,简易影院,烟草站,卫生室等,但现在已变得异常安静和萧条,唯一能听见的就是猪发出的声音。快到中午时,终于等到好几位外出打猪草的人回家了。在鹤峰县的一个烤烟专业村里,村民说他们的收入不错,但几乎每家都养猪,村里还有一家饲养母猪和小猪的。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恩施市的一个茶叶专业村里,尽管茶叶生产规模化发展,人们收入也很高,但养猪的人家还是不少。因为村民的日常活动以喂猪为中心,当碰到给客人做饭要耽搁打猪草的情况时,有一位经营农家乐的中年妇女毫不犹豫地把前来吃饭的顾客劝走了。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人开始返乡打草喂猪。调查中碰见一位中年男子在家养猪,他说在城里打工时伤了左手,于是便留在家里一边养伤一边养猪。此外,也有少数中年妇女从城市返村,一边开办农家乐一边养猪。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碰见了几个没有喂猪的人,一个是因为照看孙子而暂停几年,另一位是80岁的老人,直说身体不行了。
在恩施州农村,每户喂养的猪数量少,饲料是猪草和精饲料(人吃不完的粮食,主要包括玉米、土豆和红薯等,由于卖粮难赚钱,村民多用养猪的方法来处理余粮),基本不用现代配方饲料。虽然同时使用了精饲料和猪草,猪草却是村民日常交流和话语中的高频词和传统养猪的象征符号。十八世纪清政府在鄂西南实施改土归流(1735年)后,以打猪草为标志的农家日常活动被记入地方志,如清咸丰《长乐县志》载有农家“于宅近圃外、田边打草喂猪者”。今天在鄂西南农村仍能看到留守村民忙于打草喂猪,成为村民在社会剧变中寻求连续感和秩序感的一种标志。
三 传统养猪带来的连续感和秩序感
通过在恩施州9个村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当地农家传统喂猪从物质空间、含义、社交、情感、知识等多个维度有助于留守村民在空心化碎片化的大环境中维持较稳定的、规律的日常活动,抵抗社会剧变带来的混乱和焦虑等不安感,获得连续感和秩序感,维持对自己、世界和未来积极正面的看法。
(1) 传统养猪帮助维持时间上的规律和连续性。传统养猪能带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和循环。喂猪让日常活动程式化,村民的日常活动因养猪而呈现出明显的时间顺序感。他们每天的时间基本上花在打猪草、洗猪草、切碎、煮猪食、喂猪、清扫猪圈等活动上。一般是清早外出打猪草,中午之前回家,然后进行洗、切、煮、喂等一系列活动。传统养猪还带来一年的循环:一般是过年后买小猪(当地称接槽猪),春夏季是狂打猪草的季节,夏季开始有红薯藤可用来喂猪,秋季收获红薯和红薯藤,腊月杀年猪和熏制腊肉。一年的循环以过年为重要节点,从腊月到元宵节,这段时间是乡村社区的复活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陆续回家,土腊肉是吸引这些人回家的重要因素之一。时间上的连续性还体现在村民记忆上,如果把村民的话语交流看成一部口述史的话,其中的一章就是关于养猪的。村民常交流喂猪心得,也讨论哪一年谁家的年猪最重,村里谁是喂猪能手等问题。有一位老人甚至给喂过的猪取名字,方便回忆以前养猪的故事和分享积累的经验。
(2) 传统养猪有助于维持空间上的秩序感和连续性。第一,养猪的物质空间呈现出相对的稳定,以前的猪圈与农家房屋分开,现在的猪圈都用围墙和房屋连接起来。村民说因为猪草猪的价值高,需要加以保护,以免被盗。能提供猪草的空间也呈现出相对的稳定,菜园、林地、山路两边都是村民常去的“猪草空间”,打猪草的地方。第二,由猪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仍在延续:在中国传统精耕农业系统中有一个被称为“粮—猪”小农模式的可持续的循环农业系统,猪在这个系统中扮演了物质和能量转化器的角色,猪把人不能吃的杂草等转换成人可以吃的蛋白类食物,同时也为农业制造了肥料,如农学家在谈猪的特殊性时说猪“可以舍饲,并且能够吃人不能吃的农副产品,泔水,且提供大田所需的肥料”①。现在恩施州的很多地方还建了沼气池,因而猪又是农村燃料能源的来源之一。自从198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激素等外来投入的不断加大,终于导致这个历史悠久的“粮—猪”循环农业系统碎裂。在恩施州,村民在大田中投放化肥和农药的数量逐年上升,粮食生产的成本居高不下,出现粮食“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出现粮田抛荒现象。但因传统养猪的需要,菜园子和山野仍是留守村民日常活动空间的一部分,一个微缩版的“菜地—猪圈”小循环系统被保存下来。在这个小系统中,村民以菜地的杂草和多余的粮食喂猪,以猪粪肥菜地,避免在菜地使用农药和化肥,从而生产出自己放心的蔬菜和肉食。第三,熏制土腊肉的空间仍在:美丽乡村项目让村民建了不少新房,但在恩施州仍有不少老房子因方便熏制腊肉而被保留,呈现出新老房子杂错的局面,新房多用于子女回家时住。此外,鄂西南养猪的符号空间仍在,比如村民中流传的禁忌之一就是严禁妇女踩踏别人家的猪槽。
(3) 猪草带来可靠性、连续性和控制感。农家自备的猪饲料很杂,民间有以下分类:精饲料(如玉米,马铃薯,红薯,豆类,米糠等),潲水(厨房里和餐桌上的剩余物)、蔬菜(人吃不完的蔬菜或蔬菜的某些人不能食用的部分,如包菜的外层,红薯的藤,土豆的嫩茎叶,萝卜等),猪草(杂草、野草和树叶等)。村民说从1990年代以来,猪饲料有了第5大类:市场上出售的配方饲料和激素。许多村民都曾尝试购买一些用来喂猪,后来就很少买了,除非是为了出售换钱才用配方饲料。在村民的话语中,猪草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上述第3、4两大类,狭义专指第4类。对狭义的猪草,村民还细分为田猪草,园子猪草,山猪草。田猪草指长在粮田里的某些杂草(但由于大量使用除草剂等农药,许多村民对粮田里的猪草有恐惧感),园子猪草是长在菜园里的杂草,山猪草是长在野外的草类和树叶。
虽然一些新的饲养知识和技术被村民接纳,比如用配方饲料喂养未满月的小猪,但更多的时候村民还是凭地方知识和个人经验进行喂养,这使得猪草的利用和猪草知识的传承未曾中断。村民认为春季菜园和农田的杂草都是上等猪饲料,不仅产量高,而且能帮助猪打开胃口和预防疾病。根据他们的养猪经验,村民排列出猪特别喜欢的草有:大小鹅儿肠,白蒿,青草,倍子树叶,鱼腥草,抽筋草,刺刺菜,蓼辣草,泥鳅串,蒲公英,漆树叶,水麻叶,水芹,鸭脚板,竹叶菜等,这些植物大多是杂草学家研究的对象也是传统的中草药。②有一对年年养猪的老年夫妇曾带我参观他们家的猪草空间——他们家的菜地及其周围的草坡和灌木丛。每看见一种野生植物,他们就加以介绍,包括叫什么名字,能否喂猪,能否用为人的食物或人药兽药。他们认为打猪草很重要,不仅有利于克服春季粮食少的困难,而且还使猪不生病。过去打猪草的原因是春季粮食少,没有余粮喂猪,现在余粮多了但仍然打猪草,因为村民相信猪吃了百草不生病,吃百草长大的猪肉味道才香。
今天的科学喂猪法提倡喂生饲料,但许多村民仍然沿袭老办法,要把猪草洗干净煮熟后再喂。打来的杂草,先需要洗去泥土杂质,在河里淘猪草便成为恩施乡居生活一景,有的村民喜欢在河里用石头围一个圈,把打来的猪草倒进去淘洗干净,猪草洗好后装在篾制容器里沥水。沥干的猪草还要剁碎和煮熟,村民认为猪跟人一样,熟食有助于消化。
猪草带来的连续性还体现在知识的代际传承上。现在农村留守者除中老年外,还有很多小孩,即留守儿童。恩施打猪草的劳动一般由妇女和儿童承担。现在虽然受空心化影响,但打猪草的主力阵容——中老年妇女及留守儿童——仍在。打猪草这项在农村平凡至极的劳动涉及了野菜、青饲料、药草等多方面的传统知识,并成为一种保存、重复和交流这些传统知识的平台。过去传承民族植物学知识的渠道较多,有种植、薅草、打猪草、割牛草、打柴、采草药、采野菜、放牛放羊等,但现在除了少量的草医兽医外,仅剩下打猪草这项活动还在频繁地利用和传承民间植物学知识。打猪草对传统知识的传播具有“做中学”、涉及植物多、涉及人数多的特点,时至今日打猪草仍是众多农村小孩生活经历的重要部分。
猪草带来可靠性。在恩施州农村的打猪草活动中,有两种当地植物资源备受重视,一是菜地里的杂草(猪草),二是红薯的藤和叶(当地人称之苕藤子和苕叶子)。杂草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春夏两季正好是菜园杂草疯长的季节,村民认为在春季所有嫩草青草都可打来喂猪(村民关于猪草的俗语中有“阳雀未叫,见青就要”等语句)。春季蔬菜地里的杂草几乎全都打了喂猪,以满足猪对猪草的需求。红薯藤也是可靠的资源,是夏季到来年早春的重要猪饲料。红薯种植技术要求人们在夏季勤翻红薯藤,这是因为红薯藤分枝很快,并且藤上的须根会深入土壤里,因此村民必须隔一段时间就翻动一次薯藤,以保证主根上的红薯获得足够的营养。在翻红薯藤的时候,太密的地方就需要掐掉一些,掐掉的红薯藤就用来喂猪。在秋季红薯成熟后,村民会赶在霜降之前先收割红薯藤。收回来的红薯藤被剁成细短颗粒后储存在特制的木缸或地窖里。有很多家庭采用分层法来贮存红薯藤,即在木缸或土窖的底层堆上一层剁细的红薯藤,用脚将其踩紧,然后均匀地盖上一层煮熟的红薯藤碎末,再倒上一层生的红薯藤碎末,再使劲踩紧。此法有密封的功效,借此红薯藤可保存到来年早春,早春之后则有新发的猪草可采,这样红薯藤就帮饲养者度过了饲料最少的冬季。
猪草带来控制感。现代农业生产给村民带来不可控的感觉,自从1990年代推进科技兴农后,当地村民感觉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以前的农民能独立完成作物种植生产的周期,但现在的农民从种子开始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外部,如化肥,农药,地膜,激素,配方饲料等等都要依靠外界的提供,而且市场波动,卖粮难有收益。养猪也一样,专业户的批量养殖必须在畜牧专家的指导下进行,风险程度很高。按村民的说法,大约从1990年代推广科技兴农开始,随着新的种植和养殖知识和技术不断出现,他们就有了明显的被边缘化的感觉。村民的传统打草养猪则把对外界的物质和知识依赖程度降低,维护了自己对食物生产的控制力。有些村民说他们把配方饲料用量压到最少,只给未满月的猪喂一点。和现代配方饲料相比,村民觉得猪草和世代相传的喂猪知识更可靠。

(4) 猪草猪能带来味道上的连续性和食品安全感。对肉食安全的顾虑成为近些年促使很多家庭留人养猪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90年代有关部门推行配方饲料养猪开始,恩施农村就逐渐形成了“猪草猪自食—饲料猪出售”的双轨制。这个双轨制出现在瘦肉精事件公开报道之前,因为很多农户早已做过猪草猪与饲料猪的比较研究,发现后者有“可怕的疯长速度”、“味道差”、“不出油”等问题,因而村民通常都基本不吃饲料猪的肉。在这方面对村民产生影响的还有农村的兽医,他们对饲料猪染上的各种怪症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认为与配方饲料有关系)。2005年以来媒体对肉食安全问题的公开报道无疑给村民的看法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更加坚定了农户喂猪草猪的决心。有一家养猪加煮酒的双料专业户在1990年代初用酒糟加配方饲料喂猪快速发家致富,不过没多久这种用配方饲料喂出的猪肉便受当地村民的诟病(如不出油,没猪肉的香味等),后来这家养大的饲料猪都卖给了外来的猪贩子,2013年该户仍然煮酒,但已有很多年都不再大规模喂猪,只喂了几头猪草猪供自家人食用。

(5) 传统养猪带来的社会联系。现代性带来的碎片化和边缘化,让人产生孤立感,乡村也像城市一样进入了“原子化社会”。传统养猪对当地村民来说还有维持社会互动的作用。比如,留守村民结伴打猪草,互助收获红薯,外出时托人照看猪圈等,都是村落里还在发生的互动。有一位妇女每逢要进城去探视外孙时,都要提前找好邻居帮忙照看猪圈。有一对中年夫妇是从邻村搬来暂住在朋友家的,因朋友全家外出打工,这对夫妇要替朋友管理(使用)菜园和房舍,长期无人使用会导致菜园荒废和房舍变坏,这对夫妇一边种地一边养猪,也乐在其中。猪草猪腊肉对外出打工的村民有很强的吸引力,人人都盼望过年回家团聚,土腊肉成了过年期间(村落社区复活季)待客和送礼的佳品。在利川市的一个村里,有一对中年夫妇说他们留家的原因是几个在外工作的孩子想吃自家喂养和制作的土腊肉(味美又安全),于是在家喂了三头猪草猪,作为过年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因而在恩施市,除了农贸市场、超市外,春节期间的火车站也能经常看见携带土腊肉的旅行者。
(6) 传统养猪带来的认同感。恩施人对土腊肉味道的偏好已成为当地人的文化认同符号,用猪草猪制作的土腊肉被用为祭品、礼品和商品,是当地的文化符号和一些村落的名片,喂养猪草猪成为可以留守农村的理由,是留守村民获得成就感的重要来源。村民们认为土腊肉的独特味道与喂养方法和熏制方法都有关系。猪草猪吃百草长大,肉味香。熏制时要在柴火中加入柏枝树的枝叶,这样熏出来的腊肉味道特别香。恩施人对腊肉味道的偏好随处可见,不管是城市的农贸市场还是农村的集市都有土腊肉的集散地。土腊肉是农家乐餐馆的当家菜,当地民间仪式的用品、团年饭的核心菜、送人的礼品等都是故乡味道的代表。2015年春节前,位于恩施市圆梦庄的农贸市场有好多店铺经营出售土腊肉和烧洗土腊肉的生意,店铺内外的土腊肉堆成小山。恩施农村的团年饭包含一道叫“年肉”的菜,这道菜用切成大块的土腊肉与糯米或糯小米混合蒸熟,是当地年夜饭的符号之一。过春节另一个食物符号是腊猪头和腊猪尾,被熏制成腊肉的猪头猪尾是过年的符号,寓意“有头有尾”。腊猪头也是村民过年期间敬祖的祭品。腊猪肠则是很多村子过社节用来制作社饭的配料之一。土腊肉还是有些村落的名片,比如在去鹤峰县的路上,司机对我说你到了鹤峰一定要吃一下屏山的腊肉。屏山在过去是容美土司的治所,现在是该县容美镇下的一个村。因腊肉有名,村里还开办了两家农家乐。我在屏山采访的村民无一不提到当地有名的腊肉,说它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和送人的好礼品,其价格是普通猪肉的几倍。
四 结语
有学者认为所有人都在以某种形式进行着本体性安全的建设①,有些人虽然上了年纪依然坚持参加各种形态的活动(如社会活动,休闲活动,生产活动,体力活动,智力活动,精神活动等),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能获得连续感、秩序感、社会互动与认同。其中,生产活动给老人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生产活动伴随有成果、经济收益、精神愉悦、目的感、充实感、成就感和自尊感,成为抵抗衰老、维持自身独立的标志。②通过对恩施州留守村民的调查,可发现他们的传统养猪是一个日常化了的生产活动,具有持续时间长,涉及空间大,可无限重复的特点,是一个可靠“核心”。而且,恩施州的传统养猪还有特殊的“双动力”:当地的土腊肉文化提供了内生动力,对当代食品安全的焦虑则提供了一个外部动力。从活动形态的角度看,传统养猪对于留守村民来说是一个集多种形态活动于一体的活动:既是体力活动和生产活动,也是社会活动,而且还有知识含量,因而很多留守村民都给人留下“独立但不孤立”的印象。在恩施州安静的村落里,只要传统养猪还在,农家就在,村落社区也会延续下去。

原文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50卷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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